个税今后转向富人征收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还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这里主要是想讨论缩小体制中的收入差距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尽管难度比推进城市化大得多，但解决体制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再分配社会财富

　　体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于初次分配，即生产成果首先在企业内部分配成归产权所有者的收入和归劳动者的收入，还有就是国家税收以及银行的利息收入等。收入主要归产权所有者所有，是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但也随之产生了少数人凭借产权而占有多数社会财富的矛盾，所以在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过度压低工资水平而索取利润，所以不仅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导致了频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还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这也迫使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前后进行社会改良，即运用国家权力改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从而在不触动产权关系的前提下，改善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改良，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但的确极大地改善了投资与消费的宏观分配比例，才有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这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出现，正是促使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主要动因。

　　具体地说，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而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税负在45%左右。提高税负的主要途径是征收个人所得税。19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为1%，个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只有0.3%;到1944年“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个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94%;到1950年个税占全部税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过70%。在全部个税中，10万美元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税收比重超过60%，而1%的美国最富人口缴纳了28%的个税，所以美国的个税主要是由富人缴纳的，低收入人口则是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占一半左右，经过这样的社会改良，社会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小了。

　　中国既然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而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从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中国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个税中2/3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从社保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刚过1/10，今后要提高到50%。从社保覆盖率看，目前还没有做到全民覆盖，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还很低，都需要随着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决。

    推进体制改革

　　调整分配关系还必须配合体制改革。因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要大幅度提升对富人的征税，而在于这种对分配关系的大调整是否会让中国的富人相信，这是一件对他们也有好处的事情。西方市场经济在二战前后的社会改良能基本上保持平稳，是因为西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同时是政权主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一致。但中国是转轨经济国家，在上层建筑方面，相对于通过30年改革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然而当前中国新兴财富阶层对能否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似乎有许多担心。

　　首先，从香港公司注册情况看，到2000年才刚到50万个，到2007年增加到60万个，年均新增1.5万个，但到2008年以来开始猛增，至2012年末达到97万个，年均新增7.3万个，今年前10个月就猛增了17.4万个。另据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报告，在新增公司中，七、八成是一个人的公司，因此这些企业主要不是想在香港开展经营，而是设立一个窗口。在香港注册公司的当然不止是内地企业，但内地企业肯定是绝大多数。2008年次债危机爆发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气，证明这种注册公司爆发性的增长并未带来香港经济繁荣，很有可能是内地的民营企业家为从内地转移资本建立外部通道。

　　内地资本转移规模大，但这种外移的资本又以FDI的方式转了回来。中国对外投资额在2008年突然比上年猛增了一倍，到2012年，年平均在800亿美元以上。据商务部数据，去年高达878亿美元。今年仅非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前9个月就高达616亿美元，增幅为17.4%。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当然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正常的对外投资行为，比如购买企业和资源等，但累计投资中的80%是在2008年以后发生的，所以可以推测，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是借助对外投资渠道，实现内资外移。

　　同时，从香港对内地投资比重看，香港回归前一般在40%，香港回归后到2003年还出现了33%的低点，但从2008年以后突然大幅回升，到今年9月份已升至65.3%。如果加上海外几个金融自由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可看出借助香港和国际金融自由港渠道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已经接近八成比重。此外，2003年中国对外投资只相当于当年吸收外资的5.4%，到2007年也只增长到20.3%，也是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到去年已接近80%。

　　这些情况都说明，2008年以来，有大量中国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和国际金融自由港建立资本转移通道，以对外投资或其他方式向海外转移资本，又以外资形式投回内地企业。如果只是一个方面的数据说明内地存在这种“资本去而复回”的大规模流动，还不足为信，但香港的注册公司猛增、中国内地企业的对外投资猛增，以及香港和国际金融自由港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猛增，这三方面互相关联的数据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段，就说明这不是三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对这个联系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内地资本换了个身份又回来了。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则这种内地资本需要借助境外保护的情况，就说明中国内地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定缺陷。

　　在当今中国，有权贵与资本相结合霸占和垄断社会财富。必须看到，“权贵”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现代市场经济讲的是“法权”，即王子与庶民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地位平等，而“权贵”恰恰是利用公权侵犯私权的不平等行为，是封建社会贵族特权的残余。

　　应该说，资本凝结着国力，资本外移会致使国力衰落，经济增长失去动力，甚至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中国要走彻底市场化道路。生产过剩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调整分配关系已经迫在眉睫，大改革时代再不到来，中国就没有办法摆脱危机。所以改革要和危机赛跑，可以利用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